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林婧云天华成
中华文明的源头，可用“满天星斗”形容。
长江孕育出了良渚文化，黄河孕育出了仰韶文化，而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西辽河，则孕育出了一支备受关注的史前文明——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展到距今约5500年左右，出现了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形成了以玉龙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进入到精神信仰体系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阶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直根系”。
展览现场。上海博物馆 供图
6月26日，“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在上海正式对公众开放。有风君了解到，这是迄今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红山文化主题展，由上海博物馆联合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二十多家文博机构，汇集了310件/组珍贵文物，包括玉石器、陶器、泥塑等红山考古百年成果及最新发现，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开剩余89%这里浓缩了红山文化近20万平方公里的文明土壤和千余年的文明历程。展厅里的每一处、每一角，都是生动的文明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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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入展厅，有风君便看到两件绝对“C位”的展品：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之一、故宫博物院所藏的“C”形玉龙；以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玦形玉龙。
“C”形玉龙（左）和玦形玉龙（右）。上海博物馆 供图
前者由一整块黄绿色的闪石玉雕琢而成，有着优美的虹形曲线。吻部长而前凸，脑后长鬣飘逸生动，身躯似蛇，弯成“C”形弯钩，中部有穿系孔。后者为淡绿色玉质，微泛黄，背部和底部有红褐色沁色，龙体卷曲如环，头尾切开又似玦。与前者不同的是，它是兽首形，短立耳宽厚肥大，有一双圆而稍鼓的眼睛，比起“优雅”的“C”形玉龙，更具萌态。
红山文化正是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之一。以“玉龙”为引云天华成，展览通过“龙出辽河”“龙行红山”“龙衍九州”三个单元阐释红山文化信仰统一、礼制初成的古国面貌。
展厅中轴线的左侧，“龙兴”篇章展示了龙形最早、序列最全的一个区域，其中展品均早于红山文化。首先是代表兴隆洼文化的龙形陶片，一件身直、尾部翘卷，似行龙，一件身尾团卷，似盘龙。接着是一件来自赵宝沟文化的鹿纹陶尊，仔细观察会发现，陶尊腹部鹿纹的鹿首与“C”形玉龙的龙首有些相似。
最后是一件来自左家山下层文化的玦形石龙。“你别看它很小，它是这次展览专门请来的重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蒙河指着展柜中的玦形石龙说道。这件距今约7000至6000年石龙有着红山文化玦形玉龙形态演变的特点，因此被认为与红山文化玦形玉龙可能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
玦形石龙。上海博物馆 供图
高蒙河告诉有风君，最早期的玉龙的主形可以往前追溯到八九千年前的玉器——玦，它是先民戴在耳朵上的小小耳环，后来先民们将动物图腾的符号加之于顶部，从几何形状向象形形象演变，从装饰性的物件变成代表主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特展一共展出了15件玦形玉龙，在中轴线的另一侧，有一条由12块玦形玉龙构成的“龙脉”。“ 大家其实一直叫它‘玉猪龙’，但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类玉龙不是猪的形象，而更偏向于熊，因此为了避免争议，我们统一以形制‘玦形’来命名。”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冯雨程介绍道，在红山文化20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里，玦形玉龙的形制都非常统一。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玦形玉龙也在本次展出的文物之列，它长15.8cm、宽9.5cm、厚3cm，去年5月才被考古人员从红山文化晚期的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遗址中发掘。
无论是玦形玉龙还是“C”形玉龙都是卷曲形态的龙，但在红山文化早中期的重要聚落遗址彩陶坡遗址则发现了红山文化目前为止唯一一件舒展式的玉龙——龙形蚌饰。
玉龙的形象来源和具体含义的分析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象征天极和北斗，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旱作农业有关。而神秘，是有风君与红山玉龙相遇的第一感受——
它们抽象又写实，其背后又展现出先民们艺术性的创造和美的启蒙。显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对称、均匀、光滑等关于美的规律。
由多件玦形玉龙构成的“龙脉”。上海博物馆 供图
02云天华成
国人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可以追溯到1930年，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家梁思永在赤峰收获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文物，并在1934年，发表了有关考古报告。
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在其《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指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中原彩陶文化结合的产物。至此开启了红山文化70余年的考古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其中就包含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性祭祀遗址——牛河梁遗址群。
选择农耕的人们必须与自然建立关系。不能征服就只能膜拜，于是依赖与畏惧造就了史前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依据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提出著名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
祭祀体系和祭祀文化的形成和出行标志着红山社会迈入文明阶段。先来说说“庙”。这是一座“女神庙”，在展厅中一面绿色装饰的墙面上便有一张全景照片——它是一个半地穴式建筑，分前、中、主、耳和后室。考古人员在其室内发现的女神头像更是红山文化的一件珍品。
女神像。上海博物馆 供图
女神像是一件相当于真人大小的泥塑女人头像，头戴发带或者发箍，眼珠是类似于图钉镶嵌在泥塑里，嘴巴上还附着贝壳做的牙齿。
现场展出的女神像是一件复制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惋惜道，女神像的出库难度很大，其原件是用稀松泥土制成的泥塑，运输过程中的颠簸会造成损坏。“出于文物保护的角度，最后还是采用了复制件。”
女神庙还出土了一些肢体的残块，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则是比真人大两至三倍。同时，女神像的头部并非完整的圆雕，后部比较平，专家推测它可能是一种壁塑。在女神庙100平米左右的空间内，女神像置于墙壁上，高高地俯瞰前来瞻仰的先民。
现场也还原了这一场景——一抬头，用新材料制作的女神像就“悬”在有风君上方，在低照度的空间里散发光亮，像5000多年前一样，与人们静默交流着。
展览现场。上海博物馆 供图
再来说说“坛”。 展厅中最大的一面屏幕就讲述了史前的几何奇迹与“天圆地方”的古老智慧。以最具代表性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发现的祭坛为例，它设在山岗坡地，修建时先以垫土平整地面，再以柱状安山岩石料为桩，砌筑外、中、内三圈，层层叠起。这类三层圆台式结构开同类建筑之先河，比如北京天坛圜丘坛就是这一结构。
站在屏幕前回望展厅，中轴线上“C”型玉龙、“红山女神”及“坛庙冢”象征串联成文明之轴，庄重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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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分化，等级制度确立，礼仪活动趋于复杂。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中，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形成了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开启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的先河。
“我们虽说红山文化‘唯玉为葬’，在早期还存在随葬陶器。”冯雨程介绍，展览选取了5座墓葬进行组合展示。其中一个展柜中从左至右依次摆放着由大到小的玉鳖、玉龟、玉鸮，有些墓葬中还有玉璧、玉环等更丰富的随葬品，它们分别来自中心性祭祀遗址牛河梁遗址和次级聚落代表胡头沟遗址。
墙壁上复原的“积石冢”。上海博物馆 供图
展厅中还有“一座”比例复原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迄今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墓主人大概是45至50岁的男性，虽然随葬品不多，但其中的玉人和玉凤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红山文化随葬品玉人、玉凤的首次发现。
展览的第三单元还展示了最著名的两类红山文化玉器——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这一件是目前出土最大的勾云形玉器。”冯雨程指着一块通体绿色、体型平薄的玉器说。这件勾云形玉器以瓦沟纹、镂孔等工艺刻画牙齿、双目和卷勾的造型，纹脊细腻且流畅，是集高水平技法为一体的典型。
勾云形玉器大多出土于墓主人头部，也有出土于胸部或腹部的，其作用多半与祭祀有关。斜口筒形玉器虽然没有勾云形玉器的精巧，但其上下中空的造型对工艺要求极高，先民们用线绳和解玉砂不断地将中间的玉芯掏空。有人推测它类似于筒形器的性质，用于沟通天地，也有人认为它用于占卜或投签。
斜口筒形玉器。上海博物馆 供图
浏览完三个单元，有风君环顾整个展厅，才发觉整个空间方圆结合、中轴对称——其设计灵感源于红山礼制建筑。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四展，“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同样在回答“何以中国”的历史之问。
从考古发掘看，红山文化呈现出自北向南逐步向中原地区迁徙演进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晚期扩张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红山文化所显示的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向和以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融合吸纳先进文化因素的特点成为中国文明延续性、创新性发展的核心特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说。
展厅中来自“红山”的山石，静静诉说着一个史前人类走向礼制的历程。而当我们回想起女神像唇边若有似无的微笑云天华成，或许能听见五千年前的风掠过辽西——那正是中华文明破晓时刻的悠长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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